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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创作理念：从文化根脉中寻找灵感
《暖·光》的创作始于一个根本性的追问：在当代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，如何让传统“活”在当下，而非仅仅“存”在博物馆？主创团队在构思阶段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：根脉要深、表达要新、情感要真。根脉要深，意味着必须扎根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土壤；表达要新，要求作品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；情感要真，则强调作品必须打动人心，而非流于形式。
创作的第一步是从蒙古族文化宝库中筛选核心意象。团队最终锁定了两个关键词——“暖”与“光”。
“暖”的意象来源：草原母亲“额吉”的形象。在蒙古族文化中，母亲不仅是生命的给予者，更是草原伦理秩序的核心维系者。她代表着包容、坚韧与守护。
“光”的意象来源：传统珠岚舞中的“灯火”。珠岚舞是蒙古族古老的民间舞蹈形式，舞者手持灯盏，在庄重的仪式中表达对天地祖先的敬意。灯火在这里不仅意味着光明，更象征着文化火种的传递与延续。
两个意象的结合并非偶然。“暖”是情感的温度，“光”是精神的亮度——一个指向当下的守护，一个指向未来的传承。二者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作品寓意的核心张力。
《暖·光》的动作设计面临一个核心挑战：如何在保留珠岚舞传统风格的同时，使其具有当代的审美感染力？团队的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“根在传统，枝向当代”。
传统元素的保留：珠岚舞最鲜明的动作特征是端庄、沉稳、内敛。舞者以“八字步”为基础步伐，身体保持挺拔的体态，手臂动作以弧形为主，整体呈现出一种仪式性的庄重感。《暖·光》完整保留了这些风格特征，确保观众能够识别出这是蒙古族舞蹈。
现代元素的融入：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，团队引入了现代编舞技法中的三个要素——重心变化的丰富性(传统珠岚舞重心相对稳定，而《暖·光》中增加了重心转移、倾斜等变化)、空间层次的多样性(从单一的地面表演拓展到坐、立、行、转等多种空间层次)、节奏对比的强化。在这一理念确立之后，主题思想就很清晰了。
二、 表演群体，精心选择中做好定位
《暖·光》的表演团队由24位来自呼和浩特市各行各业的群众组成，平均年龄55岁，年龄跨度达31岁。她们中有教师、退休职工、社区工作者——没有一位是科班出身的专业舞蹈演员。这一人员构成，决定了训练策略的特殊性。团队无法采用专业院团的训练强度和技术要求，因此将重点放在三个方面：情感唤起，帮助演员理解“母亲”的角色内涵，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提取表演素材，动作质感不追求技术的精准度，而追求动作的情感真实性和群体整齐度，仪式感的建立通过反复排练使“灯火传递”内化为演员身体记忆中的仪式行为。
非专业表演通常被视为一种“缺陷”——不够精准、不够华丽。但《暖·光》的创作团队敏锐地意识到，这种“缺陷”恰恰可以转化为独特的审美资源。
真实性的优势：当真正的母亲来演绎“母亲”时，她的身体已经携带了生活的全部印记。那些因操劳而略显粗糙的双手、那些被岁月雕刻的面庞、那些并非完全标准的舞姿，都成为“暖”之寓意的生动注脚。这种源自生命经验的真实感，是任何精湛技术都无法替代的。
去技巧化的质朴感：专业演员的表演往往带有训练的痕迹——姿态的标准、动作的流畅，在某种意义上是“职业化”的表现。而非专业演员的表演则呈现出一种“不自知”的美——她们不是在“扮演”母亲，而是在“成为”母亲。这种质朴感恰恰与“暖”的寓意高度契合：母爱无需技巧，它本身就是最原始、最本真的情感。
集体力量的凝聚：24位演员的年龄、职业、舞蹈基础各不相同，但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她们的整齐划一更具震撼力——她们不是因为整齐划一的训练而达到一致，而是因为共同的情感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。这种“有差异的统一”，比“无差异的统一”更富有生命力。
“聚—散”关系：舞蹈中多次出现群体的聚合与分散。聚合时，24位舞者紧密靠拢，灯火汇聚成一片光海，象征着集体的力量；分散时，舞者散落在舞台各处，每一盏灯都是独立的星火，象征着个体光芒的绽放。聚散的交替构成了“分而不离、散而不乱”的视觉节奏，寓意文化传承既是集体的工程，也是个体的选择。
《暖·光》的服装设计从演出人员的特点出发，遵循“简约而不简单”的原则。舞者身穿蒙古族传统服饰的改良版本——保留了长袍、腰带等基本元素，但在色彩上选择了以暖色调(米白、浅棕、淡金)为主的方案，呼应“暖”的寓意；在装饰上简化了繁复的刺绣和配饰，使舞者的动作不会被服装所累。
造型设计同样服务于寓意的表达。母亲的发型相对沉稳，孩子的发型则更为灵动——这一细微的差异区分了“守护者”与“传承者”两种身份。化妆上采用了自然的裸妆风格，避免了舞台妆常见的夸张效果，强化了“素人”表演的真实感。
三、创作收获：思考总结中得到启示
一是体现“群众文艺”的创作自觉。《暖·光》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“群众文艺”的自觉——它不是为了参加比赛而“制造”的作品，而是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的艺术实践。表演者是群众，讲述的是群众的故事，表达的是群众的情感。
这种自觉体现在创作的全过程：题材选择上，不追求宏大叙事，而是聚焦于最日常最普遍最伟大的母爱；表演群体上，不迷信专业院团，而是相信“素人”表演的独特价值；情感表达上，不故作高深，而是追求质朴真诚的打动。
二是“创造性转化”的路径探索。《暖·光》为民族民间舞蹈的“创造性转化”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：根脉在传统，表达在当代，价值在普世。
根脉在传统，意味着必须尊重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，不能为了“创新”而抛弃根基；表达在当代，意味着必须回应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，不能以“传承”为名故步自封；价值在普世，意味着作品的意义不应局限于特定地域或人群，而应具有跨文化的共鸣力。
这一路径的实践价值在于：它既避免了“复古主义”的封闭性，也避免了“无根创新”的漂浮感，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。
三是创作层面的三点收获。第一，群众文艺创作应重视“情感真实”而非“技术精准”。在技术至上的当代舞蹈生态中，《暖·光》证明了真诚的情感同样可以打动人心—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，情感的力量超越了技术的力量。第二，传统元素的使用应追求“意涵的升华”而非“形式的重现”。珠岚灯在《暖·光》中不再只是一个“民族特色道具”，而是经过寓意转化后成为“文化传承”的象征。这种从“形式”到“意涵”的升华，是传统元素被成功激活的关键。第三，创作应始终关注“人的故事”而非“概念的故事”。
《暖·光》的出发点是“草原母亲”这个具体的人。正是基于对“人”的关注，作品才获得了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共鸣力。
(作者单位：呼和浩特市文化馆)
